修文治学的人，有时难免需要旁征博引，征引目的是为了佐证自己的立论，使自己的文章更具说服力。
引用他人的著述，一是要尊重他人劳动，注明出处；二是要深入阐发，化为自己的文思，生发出新的创意。鲁迅提倡的“拿来主义”，是把他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，而不是为我所有。
追溯起来，剽窃现象自古有之，中外皆然，并不鲜见，也并不奇怪。过去，因为缺乏便捷的传播条件，剽窃现象没这么严重；因为缺乏明朗的版权意识，人们对剽窃者比较客气，委婉地称为“文抄公”。据《唐诗纪事》《大唐新语》记载，枣强县尉张怀庆，喜好偷搬名人诗句，改头换面，拼凑成自己的作品，以充风雅，被人戏谑为“活剥王昌龄，生吞郭正一”。在我国古代，但凡有作为的大家名流，都主张自出机杼、别开生面，对那些生吞活剥他人著述的现象，一向耻于挂齿。北魏祖莹，以才名拜太学博士，累迁国子祭酒，精通金石雅乐，以文学见重。他曾对人说：“文章须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，何能共人同生活也。”南宋戴复古说：“须教自我胸中出，切忌随人脚后行。”类似的话语，在西晋陆机、中唐韩愈、北宋苏轼等名家的著述中都能看到。清代黄宗羲说：“学问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，凡依门傍户、依样葫芦者，非流俗之士，则经生之业也。”陆机则更谨慎，他在《文赋》中说：“虽杼轴于予怀，怵他人之我先。苟伤廉而衍义，亦虽爱而必捐。”意思是说，即便出于自己的创意，仍要戒惧此前有无先例，倘若发现雷同，落入他人窠臼，宁肯割爱也在所不惜。
北宋时期的王安石，不仅在政事上主张变法图新，在文章上也主张立异标新。他认为，文章当别出心裁，倘与别人趋同，就是世俗之作，留它不得。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，有一次刘贡父来访，正碰上他用餐，门人就把贡父领进书房候见。贡父见砚台下压着一叠关于论兵的书稿，就随手翻了翻。贡父记忆力很强，看过的文章基本上能过目不忘。看完之后，便放回原处，踱出书房，转到廊下等候。饭罢，王安石请刘贡父到书房叙谈。寒暄数语后，王安石问他近来在写什么文章。刘贡父平素喜欢玩笑，于是就说，也没什么，不过写了一篇《论兵》，还没完稿，容后请您指教。王安石一听书名与自己相同，颇为诧异，忙问他写了些什么内容。贡父也不直说，只把刚才看过的大概，复述了一通。王安石听后良久无语，以为自己所写的与他人雷同，随后便把砚台下的那篇书稿抽出毁掉了。在有建树的我国古代文人中，像王安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他们这种“为文耻于世人同”的治学精神，熏陶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，至今仍然值得敬佩和学习。
作者：王兆贵
文章来源：前线客户端，原标题“剽窃者须知止”（作者授权前线客户端首发，转载请注明来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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